世界劳工组织

简介

　　目前，全球化、技术变迁以及市场的日益自由化这些潜在的影响力量正逐渐使得经济市场越来越具有竞争性，并且正改变着工作和工作组织的本质。开放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工人的困难（vulnerability）。据世界劳工组织的1998-1999世界就业报告估计，世界上30亿劳工中，25-30%的工人未充分就业，大约14千万工人失业。到1998年底，由于东亚经济危机，又有1千万工人加入失业者的行列。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素质就是企业、工人、经济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的决定因素。这也给职业教育和培训（VET）系统能否满足迅速、持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提出了挑战性的问题。教育和培训系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首先，面对需求新技能和能力的已就业工人来说，他们需要建立一个能持续培训的系统，这个系统要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有灵敏而迅速的反应。其次，要为年青人提供完整的教育和范围宽广的初始培训，让他们能获得在工作生涯中进行继续培训的坚实的基础。第三，必须确保社会中失业的不利群体能得到培训的机会。那么，在使VET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工作中以及VET的管理和传送中，国家和非政府部门又应该是什么角色呢？

I、对国家和私人部门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角色的再思考：对历史的透视职业教育与培训

全球经济的大范围变迁使政府和私人部门不得不在整体上对自己的发展策略进行再思考，特别是。回首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没有系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

从历史上来看，私人部门在培养他们所需要的技能方面担任了主要角色，通过家族、宗教的机构以及工作场所。直到本世纪，不系统和非正式的学徒制仍然是获得工作中需要的职能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非正规部门和农村。这种非正规的学徒制，仅由习俗和传统来规定，往往一生中只有一次，而且只是学会传统的技能而不是获得新的技能。在这一阶段，政府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作用很小。

第二阶段：供应驱动，国家控制和支配职业教育与培训

到了二十世纪，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和发展计划的兴起，国家才开始在系统组织的职业教育的提供中承担了主要的角色，控制和支配着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提供。关于这个阶段国家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角色有如下两点可以讨论：一是国家确保所有的公民都有获得培训和教育的机会，以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成员。二是有一种意见认为，既然从总体上讲社会是培训的受益者，那么公众就应该承担一部分培训的费用。第二点从国家职业培训机构的建立就可以看出来。政府主要关心的是为那些就业之外的人员提供培训：年青人的初始培训和不利群体的培训。

教育系统内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利用学校和教育系统的机构传授工作技能是本世纪才开始的许多国家还将技能的传输纳入了正规的学校课程。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技术与职业学校将理论学习和技术、手工（hands-on）培训结合在一起。

教育系统外的事业培训机构：世界各国都已经建立起各种正规教育系统之外的职业教育机构，可能是公共机构，可能是非官方的非盈利机构所开办，也可以是盈利的私人机构，或者是企业举办的。许多大企业认识到了高素质劳动力的重要性，不满于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提供的工人的素质，于是建立了自己的培训中心。

私人培训部分：企业通过非正规的和组织好的学徒制形式以及在岗培训在年青人的职前培训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而民间的非盈利机构则致力于社会上的失利群体。而在政府的官方政策制定中，也大量考虑了私营的培训部门在技能培训中的角色，就象企业的职业培训机构一样。在私人经营的培训中，盈利的动机很多时候影响了教育的广泛度和培训的目标，降低了培训的质量。然而，私人培训机构往往能够对需求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调整其培训课程以留住客户；而公共职业培训机构则受限于合僵化的规章，缺乏责任感与资金，难以对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

公/私合作的优势：学徒制是与生产实践紧联系的，因此许多国家的培训随着企业的不同而变化很大。因而，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后期和第三个阶段前期有着明显的组织好的和规范的学徒培训系统的特征，如德国的双元制系统、法国和其它一些欧洲国家的交互式培训。这种企业的在岗培训与学校和职培机构提供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相结合是公/私合作模式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在不同的国家，私人部分参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规划、发展和管理的程度是非常不同的。

第三阶段：市场驱动的职业教育与培训

终身持续培训要求有扎实的基础教育和基础宽泛的初始培训。而目前对终身培训的日益重视则使政府希望将私人部门纳入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和传送系统中来，并且希望建立起一个市场驱动的运行机制，让职业教育与培训更具竞争力、对市场的需求反应更灵敏。人们已经开始注意成本回收，并且制出标准来规范私人部分提供的职业培训的质量。

国家作为培训提供者的职能已经削弱，这一职能更多地由地方和部门、行业实体来承担。目前正在有意识地将私人部分纳入培训政策及培训传送系统中。这些特性将在报告的第三部分中详细陈述。

从更先进的形式上讲，政府搭起全部的框架并且提供必要的激励来促进全体的努力，整个职业培训系统其实是由私人部门来驱动的。公共部分也象私人部分一样服从于同样的市场规则，其从属于地方政府部门、部门或行业实体或者自主经营管理，这样可以促使培训更加趋于需求驱动，更易于收回传送培训的成本。

上述三种职业教育和培训模式在许多国家都是交错并存的。虽然面临着全球化和技术变迁带来的挑战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趋显然应该从供应导向转向需求驱动、私人部门理应在培训的传送和管理中占据应有的席位，但在从国家控制、中央集权和供应驱动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向私人部门支配的分权、市场驱动交互作用模式的转变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交互作用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而且，一个国家中的部门、行业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事实上，政府和私人部分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中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角色应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私人部门的实力以及政府对其核心职能的理解而定。

因此，上述的第二阶段在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依然是主流，他们的私人部门和培训市场组织很不完善，力量很弱。而第三个阶段在工业化国家中发展迅速。然而，在大部分国家，公/私合作在设计和传送上都介于二者之间。

II.走向角色分担的新形式

目前国家寻求职业教育与培训公/私合作权益者（stakeholders）的行动背后隐藏了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 财政危机，导致了公共资金的长期缺乏，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培训需求；

• 市场经济的兴起以及对私人部分在技能培养方面的关键角色的日益认识；

• 迅速、持续的技术变迁、workplace organization and practices以及技能要求导致了对终身持续培训的需求以及改革初始培训的要求；

• 对劳动力市场的新需求，公共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难以作出迅速反应。

新的技能需求以及对私人部分介入的需求

世界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和通讯社会转化的过程中——我们通常称之为知识社会。新的社会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方式能够加强人的“受培训能力”（trainability），因而也就加强了“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对于个人而言，为了就业能力而学习意味着培养发现、保持和变换职业或者自谋职业（self-employment）的能力。可就业技能可以使得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纵向与横向流动更为容易，使他们的国家对变迁的技术和工作组织的新形式适应性更强。对于工人来说，为就业能力而学习意味着终身学习，意味着可流动性的加强与灵活技能方面竞争力的增强。对于企业来说，可就业技能意味着其工人能够对不断变化的工作要求作出适当的反应，意味着其竞争力的加强和企业增长的加快。对于国家来说，它意味着能够培养出具有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的劳动力，这对于实现全民就业的目标是关键因素。

然而，学习并不能直接导向就业能力。就业能力更多的是由能够从一个岗位流动到另一个岗位、一个企业流动到另一个企业的能力来决定的，而不是某个特定岗位的技能。这需要一个全面的教育基础和宽泛的初始培训，在此基础上持续学习才能贯穿人的整个工作生涯。工业化和正走向工业化的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表现出了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和观念的变化。下面列出其中的部分：

就业能力的培训要依靠新模式的核心。它要求个人具有适应工作和组织变迁的能力、将不同种类的知识结合起来的能力以及在这些能力之上的终身自我学习的能力。例如，加拿大Task Force on Transition into Employment提出了要“形成可就业技能的框架”（the development of an employable skills profile），将其作为中学发展课程的基础。这个概念可以延伸到初始培训以及再培训的领域。

加强就业能力的核心知识、技能和观念可分为：

• 分析与判断、创新与学会学习的智力技能；
• 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的技能，包括：交流、决策、团队工作、适应能力、积极的态度与行为、承担和履行责任等等；
• 经营和企业家的技能（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skills），包括：对待工作的企业家的态度、创造力和革新能力、抓住和创造机会的能力、有计划的冒险能力、理解诸如生产力和成本等商业概念的能力以及自谋职业的能力；
• 基于一般领域中某些职业的多种技术能力，这将有利于个人的职业流动。

问题是，应该怎样改革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使它传送的培训能够满足多方面而又变化迅速的市场需求呢？我们应该对培训的目标、内容、结构和传送进行再审视：

• 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与市场需求的相关性；
• 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生产需求的熟练工人和充分利用可得资源的有效程度；
• 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在为所有公民提供培训机会以弥补失利群体的公平程度；
• 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与私人部分的联系。

当今世界技能培训的本质特性决定了它必须与私人部分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我们所面临的挑战相当复杂，而单个的单位，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可得资源又极其有限。因而，问题就集中在了怎样促进合作来加强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与市场的相关性、有效程度、公平程度，在保证公、私权益者各自利益基础上充分利用各自的相对优势。

公私权益者及各自的相对优势

企业是市场驱动的，需要对变化作出快速的反应，它们培养的正是在国家驱动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中所缺乏的人才，它们的优势正是在于提供市场需求的实践技能、在岗技能。因此，他们可以通过提高培训提供的质量、容量和生产力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相关性、有效性作出战略性的贡献。然而，他们对技能发展的关注首先是受短期目标（满足自我对产品和服务的数量、质量的需求）所驱动的。雇主所提供的培训通常是专门性很强的，往往只着眼于技术较熟练的工人，并且很可能缺乏系统性。因而，这种培训并不一定能增强个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而且它并不是为了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的长期战略所提供的。此外，从其最本质的特点来看，企业培训将非正规就业结构之外的人（如失业人员、自谋职业者、非正规部门的工人）排除在外。企业家组织在表达企业的要求和需求以及影响培训的政策和管理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们可以使企业注意到投资持续培训和鼓励学习的需要。

政府可以通过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来创建一个支持的环境，以帮助企业提高效力；还可以为国家培训政策和系统提供一个广泛而长期的观察（perspective）；在效率和公平之间维持平衡。企业对培训提供的参预还可以弥补政府难以涉及到的领域的培训。

非盈利志愿部分的相对优势在于它能延伸到偏远地区及社会下层，为那些最贫穷和最失利的人群提供培训，而这一方面是公共培训提供者难以办到而企业又没有兴趣的涉及的。然而，志愿机构一般难以产生大规模的影响，它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以使这些机构效力更高、容量更大。

工人和受训者个体在规划他们自己的学习和个人发展中承担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工人组织可以更有效地确保工人获得加强其流动性的基础宽泛的技能，它也可以给那些正常就业结构之外的人——失业人员、自谋职业者、非正规部门的工人等——以发言的权利，并且在工人中创造学习的氛围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职业教育与培训有着包括政府和私人部分在内的多方权益者。政府中有许多机构通过国家的、地方的行为参预到教育和培训中去，这些行为包括制定发展规划、教育、劳动力、农村和工业的发展、健康和农业等。私人部门也存在着同样的差异性，居于联邦、部门、行业以及地方各层次的雇主组织和商会，小企业专门联合会，等等。同样，还有各个层次的工人组织和志愿机构。这种复杂的情况说明职业教育与培训还有巨大的未开发资源。

III.角色分担的新形式的基础

国家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角色范围和效力处于中心地位，它不可避免地与非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角色联系在一起。问题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政府的基本任务又是什么？the tasks that it must take the lead in, and those which it is best at?政府行为的尺度和范围又是什么？决定因素就是国家的特性以及它与社会上别的机构的不同之处。

政府的核心功能和能力

正如世界银行组织在其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的，在目前的环境中，国家的职能就与它的能力相匹配。因此，国家应该致力于那些它具有力量和能力进行的核心的公共行动，至于其它的部分，则应该寻求与其它具有相对优势的私人部门的权益者合作的适当途径。

国家的能力在于合法地使用调控的权力以及它对自己公民的权力。除了为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提供一个支持的环境之外，政府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还有三个独有的核心任务：

• 为整体的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和系统打下基础，并确保这些政策和系统的维护和保持；通过一个适当的法律法规系统来规范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
• 鼓励集体的力量投资职业教育与培训，寻求一个激励机制；
• 保护公众（特别是vulnerable and at-risk groups）免受剥削（exploitative practices），确保职业教育与培训机会的均等。

寻求实力强大（greater）的私人部门的介入：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一些特点

政策、系统发展和财务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传送、多方分享的管理相分离

政策、系统发展和财务与传送的分离是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中心，它可以增加私人部门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参预。虽然国家培训政策和系统的设计是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从效率和有效性的角度考虑，这一功能必须与私人权益者分担，这样才能使系统能对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作出适时反应。

私人权益者可以为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和系统的设计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例如：

• 提供最新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和相关的职业信息与职业指导；
• 在政府的政策、执行策略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反映出私人部门的意见；
• 确保职业教育与培训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相关性；
• 参预政策设计和培训传送的制度上的构建；
• 决定培训传送的模式；
• 为保证培训机构的质量的建立标准；
• 共同筹措职业教育与培训所需资金；
• 设计职业教育与培训内容以反反映劳动力市场需求；
• 对整个系统的成绩进行评估和提供反馈信息。

私人部门在设计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和系统中的角色随着国家和部门的不同有很大变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人部门的介入仅限于雇主和工人代表出席培训协会和委员会。他们在形成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和系统中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存在强有力的支持私人部门参预的公共政策、私人部门的实力、他们的等级和表现出来的质量（level and quality of representation）、参预的文化氛围、听取他们意见的机制的有效程度以及工作世界的现实状况。

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设计、执行分散到地区和行业是动力、创造力和积极性的源泉，因为这样做将会使系统高度适应地方不断变化的需求。通过动员所有的权益者（企业、地方领导、雇主、工人、培训提供者、教育者、学院和协会等），使社区私人的和公共的培训资源得到充分开发，使整个系统更趋向于需求驱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分权可以在智利、英国、美国以及最近的南非看到。

政府在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持续中有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激发地方的积极性而不是限制。例如，用财政激励来鼓励地方提供者提供他们本不会提供的服务，因而就发展了地方的培训容量。国家还可以鼓励建立由社会参预者和其它一些权益者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以确保他们参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管理。企业通过他们在这些顾问委员会里的席位、分担财务以及签定培训服务的合同等形式担任了重要角色，公共基金用于激发私人参预培训的积极性而不是支持培训系统，这可以带来资源的大量节约。以这种方式，政府激发和支持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整体发展而不是控制它，控制往往会消磨地方的积极性和动力。

通过财政激励的竞争的、市场导向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传送和规则

国家和私人部门在培训中的角色受各自在初始培训和继续培训中所关注的内容的影响。国家首先关心的是为就业体系之外的人群提供职业教育与培训：为第一次找工作者提供初始培训、为失业人员和失利人群提供培训、将受社会排斥的人群纳入劳动力市场中。企业所关注的主要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特定目标而培训自己的员工。这些不同的关注点应该在政策和政府鼓励传送的激励机制中反映出来。

越来越多的呼吁要求传送功能要考虑到市场的力量，要求传送功能更多地从国家被下放到私人提供者。通常（例如澳大利亚、智利、英国、美国）的趋势是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传送的竞争。将提供者送到市场力量的作用之下，用这种方法可以增强培训的灵活性和对劳力市场需求和技术和结构的变迁的反应能力。通过鼓励各种相互差异很大的提供者的参预，开放市场的竞争还可以为消费者提供广泛的选择余地，这样可能提高培训提供的质量。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将自己也置于与私人部门同样的激励和竞争机制中。竞争性的传送使得公共机构不断提高他们的成绩以便能与私人提供者提供，出售他们的培训和咨询服务并且收费。

市场缺陷和财政激励-市场一般缺乏足够的激励来刺激个人和企业投资培训。企业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愿意投资培训，例如严格的最低工资制度。当他们投资的时候，可能是基于一种短期目标或者是特定岗位的培训，而不是基础的、大范围的技能培训。担心被挖墙脚也是企业不愿投资上述培训的原因之一。个人，以及小企业，或许不能认识到培训的益处，或许因为缺乏劳动和培训市场的信息而不能作出恰当的决定。私人培训提供者倾向于提供成本低、需要设备少的培训，他们的培训主要面向城市地区，而且主要是商业和服务业的培训。他们的决定往往是由社会需求或者自己的定位情况和能力决定，而不是由劳动力市场需求决定的。这种服务并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也不能满足自谋职业者和乡村工人、非正式部门的工人的培训需求。

将决定权交给市场力量并不能确保公平的机会。某些群体，如较早离开学校者、非正规部门的工人、自谋 职业者、乡村工人以及失业者，他们在教育和就业系统之外。小企业在所提供的培训服务的传送和利用方面都有特定的限制。在岗培训通常集中于管理人员、高熟练程度和男性员工的培训，而需要培训的个体往往又不在上述之列。在这些情况下，政府的干预则维护了公众的利益，使公众避免不公平的竞争，确保培训机会对所有部门所有人民都平等。在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平等的过程中，政府应该重点关注一些特殊群体，如通过提供一定数量的补助金和财政激励、公共部门提供的免费或低收费初始培训、为继续培训而提供的政府担保的贷款。

个人和企业对培训的投资不足（Under-investment in training）将降低市场提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水平，降低生产力，限制技能培训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的和私人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部门的干涉和财政激励是必要的。财政激励是形成这种培训系统和刺激私人权益者投资技能培养的主要手段。这样政府就可以决定公私合作中的规则，因而也就影响了各方的行为以确保国家、地区和部门的目标以及平等目标的实现。政府采用激励行动来吸引更多的私人投资，吸引私人受益者分担培训的花费。激励可以直接指向提供者和消费者、企业、公共培训提供者、私人机构、志愿机构以及个人等。例如，一些国家的政府以竞争为基础，根据提供者的成绩和产出情况来决定是否与之签定公共培训合同，这样可以引导这些提供者将增加毕业生的数量、提高培训标准和就业率等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也可以用优惠卷（vouchers）的形式向消费者提供资金，鼓励他们在开放的市场上选择“购买”自己需要的培训。可以介绍各种成本回收（cost recovery）的方法来促进公共提供者在开放的市场上“出售”他们的服务。政府本身也可能是这种服务的主要购买者，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培训传送的条件（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y are delivered）。

在许多工业化国家，通过培训经纪人的各种活动来刺激企业培训的中介机制已经建立起来，例如，经纪人在政府和私人培训提供者（包括企业）间牵线搭桥。政府将尽可能多的培训传送委派给私人提供者，而它自己的角色则是提供财政激励。中介机构在政府和企业间运作，为二者建立联系，当然这需要有合同的存在。中介机构的报酬是以特定的产品或成绩为基础的，这种成绩的评定与受训人员的就业状况或者受训人员所获得的技能等级挂钩。国家在此担任了高速的角色，进行激励、确保特定目标的实现、保证某些群体（就业结构之外的人群）的培训机会，这些实例可以在英国、智利等国家实现。

对于基于企业的培训的鼓励可以采取减税、政府保证偿还培训花费等形式，后者包括in-service training的费用和培训期间的工资开销。这一方式需要详细计划和谨慎执行，因为这很容易就变成了企业不认真进行的资助培训（subsidizing training）。通过培训税收获得的义务资金可以用于提高自由市场提供的培训之外的培训水平以及帮助终身学习观念的传播。一般税和义务培训税（工资税，基于产出如产量、合同、出口量的税收）适合于中、高收入的国家，这些国家的私人部门和管理水平已经充分发展。这种税收应该根据企业的规模来征收，这样不致于给小企业带来过于沉重的负担。征税时还应该区分不同的行业和部门，以反应培训花费和所需条件的不同。

为了避免在各个领域的投入不均，政府的干涉行为应该随着私人部门的实力而调整，随着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培训市场的现状而调整。在培训市场没有发展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培训市场的国家，在市场的不完整歪曲了对个人和企业对培训的投资的激励的国家，政府则应该是主要的财政来源。相反，在劳动力和培训市场发展得较为完善、可以鼓励私人投资培训的国家，政府的调整和财政角色则相对减弱。

总之，国家是应该直接支持培训的传送还是应该进行激励与补充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在复杂的、高成本的和私人难以提供的特殊培训领域，或者是需要实验的培训（experimental nature of the training），私人提供者不愿意进行这些必须的研究和培养工作，则需要国家的持续的投入。在其它一些情况下，如为了让特殊群体享受相同的培训机会，补充私人培训不能满足的培训容量或者没有培训市场而不愿意进行的培训，在这些情况下国家就需要维持自己的传送功能。

结束语

国家与社会：向着交互的、互相补充的伙伴关系迈进

私人部分发展的水平、规模和实力决定了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各自的角色，决定了应该将需求驱动的模式发展到什么程度。例如，在私人部分相对薄弱的低收入国家，政府应该在培训的资金和传送方面担任强有力的角色，直到私人部门的实力发展到足以分担大量的任务。而在具有大型工业部门和基础教育广泛普及的中等收国家，私人部分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在私人部分强大的迅速增长的经济中，则应该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传送大量地分散到私人部分，工业和商业可以承担大部分的培训功能。从根本上讲，真正决定企业、个人获取技能的投资决策，因而也就决定了对私人培训提供者的激励的还是整体的政策环境。

基于企业需求的市场驱动和私人部分主导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趋势正在逐渐扩大其影响，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培训的供给特性（

私人部分发展的水平、规模和实力决定了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在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各自的角色，决定了应该将需求驱动的模式发展到什么程度。例如，在私人部分相对薄弱的低收入国家，政府应该在培训的资金和传送方面担任强有力的角色，直到私人部门的实力发展到足以分担大量的任务。而在具有大型工业部门和基础教育广泛普及的中等收国家，私人部分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在私人部分强大的迅速增长的经济中，则应该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传送大量地分散到私人部分，工业和商业可以承担大部分的培训功能。从根本上讲，真正决定企业、个人获取技能的投资决策，因而也就决定了对私人培训提供者的激励的还是整体的政策环境。

基于企业需求的市场驱动和私人部分主导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趋势正在逐渐扩大其影响，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培训的供给特性（supply aspect of training）。企业主导的培训可以提高效力、有效程度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与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的相关度。然而，需求驱动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趋向于人力资源开发的短期效应，往往是专门岗位的培训以满足即时的和可以预知的需求。技术和工作环境变化得如此迅速，长期需求往往很难为人们看清。这就需要一个有效的教育基础和基础宽泛的初始培训来平衡，为劳动力提供灵活的、具有适应性的技能基础。因此，对国家熟练劳动力的发展的长期预测就是政府的职责，政府还应该加强对范围宽广的多技能的培训，这可以加强工人的就业能力和平等性。

目前，各个国家的角色从直接传送培训到创建必须的条件以确保市场的有效操作，通过财政激励和适当的介入弥补存在的不足，各不相同。随着私人部分参预职业教育和培训越来越多，政府也开始充当催化剂、促进者、支持者、资助者、调整者等越来越多的角色，它通过支持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在培训市场运行来满足存在的需求。发展一个开放的培训市场可以将国家从直接提供培训服务的担子下解放出来，将其注意力转向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整体的管理。国家为培训提供整体的政策框架，在将最大限度的传送功能下放给私人部门的同时与私人合作伙伴分担决策过程。

这种角色和责任的分担要看国家准备将预测的权力作为自己的主要责任、而将培训提供的角色分配给私人培训者的程度，私人部门能够和愿意承担这一下放的权力的程度。这就是国家提供的财政激励的用武之地。

私人部门介入的程度取决于每个国家的特定环境和国家与私人部门的实力。Alongside the political will，私人部分的介入要求进一步加强雇主和工人的能力以及雇主和工人的组织更有效地参预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管理中来。这就意味着要加强公、私权益者之间的对话，特别是那些负责计划和执行职业培训的人。这也意味着要在私人权益者中间培养和发展学习的氛围，在公共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中建立起一个企业文化的氛围。

国家与私人部分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首要关注当然不同。企业关心的是自己的生产和服务（in-service），因而他们首要关注的是继续培训；而国家关注的则是那些就业系统之外的人的培训，如年青人的初始培训培训，失业人没的培训，失利人群的培训，at-risk works的培训等等。过去，公、私部分承担了不同的任务：前者承担初始培训，后者承担已工作人员的培训（in-service training）。然而，在当今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情况有了一定的变化。在考虑到二者不同的关注目标和各自的相对优势的情况下，政府和私人部分怎样才能作为互补的伙伴，在共同承担能实现终身学习和加强工人就业能力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责任的过程中进行最好的合作？